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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文字与“学术”二字绝不沾边,我从来敬畏那两个字,不敢与之攀亲,正在这时来了一位朋友,向我传达了一位名人的教导:“人一思索,上帝就发笑。”我想就把我这篇喃喃自语题为“答自己问”吧,愿意刊用,我也很高兴,供上帝和人民发笑。值得放心的是,人类数十万年进化来的成果不会毁于一旦,专制可以造成一时的愚钝与困惑,但只要会自杀的光荣犹在就不致退回成猴子去,有声的无声的以死抗议一多,便等于在呼唤自由便注定导致重新寻找生的理由。自由写作躲在很多个被窝里开始然后涌上广场,迎来一个全新的创造。这创造必定五花八门,将遗老遗少大惊得失色。在心魂的引诱下去写作,有一个问题:是引诱者是我呢,还是被引诱者是我?这大约恰恰证明了心魂和大脑是两回事——引诱者是我的心魂,被引诱者是我的大脑。心魂,你并不全都熟悉,它带着世界全部的消息,使生命之树常青,使崭新的语言生长,是所有的流派、理论、主义都想要接近却总遥遥不可接近的神明。任何时候,如果文学停滞或萎靡,诸多的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大脑离开了心魂,越离越远以至听不见它也看不见它,单剩下大脑自作聪明其实闭目塞听地操作。就像电脑前并没有人,电脑自己在花里胡哨地演示,虽然熟练。噢门门金沙游乐场在这种意义上,小说又有什么规矩可言呢?小说一定要塑造出栩栩如生的人物?要结构好起伏曲折的故事?要令人感动?要有诗意或不能有诗意?要有哲理或千万别暴露哲理?不可不干预现实或必须要天马行空?要让人看了心里一星期都痛快都振奋,就不能让人看了心里七天都别扭都沉闷?一定要深刻透顶?一定要气壮山河?一定要民族化或一定要现代主义?一定要懂得陶罐或一定要摆弄一下生殖器?一定要形象思维而一定不能形而上?……假设已经把历来的规矩全写在这儿了,但是这些规矩即便全被违背,也照样会有好的小说产生。小说的发展,大约正在于不断违背已有的规矩吧。小说的存在,可能正是为了打破为文乃至为生的若干规矩吧。活于斯世,人被太多的规矩折磨得喘不过气来,伪装与隔膜使人的神经紧张得要断,使每一个人都感到孤独感到软弱得几乎不堪一击,不是人们才乞灵于真诚倾心的交谈吗?不是为了这样的交谈更为广泛,为了使自己真切的(但不是智力和科学能总结的)生存感受在同类那儿得到回应,从而消除孤独以及由孤独所加重的痛苦与恐惧,泰然自若地承受这颗星球这个宇宙和这份命运,才创造了小说这东西吗?就小说而言,亘古不变的只有梦想的自由、实在的真诚和恰如其分的语言传达。还要什么必须遵守的规矩呢?然而有时人真的没出息透了,弄来弄去把自由与真诚弄丢了不说,又在这块净土上拉屎一样地弄出许多规矩,弄得这片圣地满目疮痍,结果只是规矩的发明者头上有了神光,规矩的推行者得以贩卖专利,规矩的二道贩子得一点小利,规矩的追随者被驱赶着被牵引着只会在走红的流派脚下五体投地殊不知自己为何物了。真诚倾心的交谈还怎么能有?伪装与隔膜还怎么能无?面对苍天的静悟为面对市场的机智所代替,圣地变作鬼域。人们念及当初,忽不知何以竟作起小说来。为人的根被刨了烧了,哪儿寻去?所以少来点规矩吧。唯独文学艺术不需要竞争,在这儿只崇尚自由、朴素、真诚的创造。写小说与交朋友一样,一见虚伪,立刻完蛋。

噢门门金沙游乐场一种是:他活得比较顺遂,以写作为一项游戏,以便生活丰富多彩更值得一过。这没什么不好,凡可使人快乐的事都是好事,都应该。问题在于,要是实际生活已经够好玩了,他干吗还要用写作来补充呢?他的写作若仅仅描摹已经够好玩了的实际生活,他又能从写作中得到什么额外的好玩呢?显而易见,他也是有着某类梦想要靠写作来实现,也是在为生存寻找更为精彩的理由。视此寻找为好玩,实在比把它当成负担来得深刻(后面会说到这件事)。那么,这还是为了不致自杀而写作吗?只要想想假如取消他这游戏权利会怎么样,就知道了。对于渴望好玩的人来说,单调无聊的日子也是凶器。更何况,人自打意识到了“好玩”,就算中了魔了,“好玩”的等级步步高升哪有个止境?所以不能不想想究竟怎样最好玩,也不能不想想到底玩得什么劲儿,倘若终于不知道呢?那可就不是玩的了。只有意识不到“好玩”的种类,才能永远玩得顺遂,譬如一只被娇惯的狗,一只马戏团里的猴子。所以人在软弱时会羡慕它们,不必争辩说谁就是这星球上最灿烂的花朵,但人不是狗乃为基本事实,上帝顶多对此表示歉意,事实却要由无辜的我们承当。看人类如何能从这天定的困境之中找到欢乐的保障吧。这时再回过头去看那原始艺术,才不至于蜂拥而去蛮荒之地以为时髦,才不至于卖弄风情般地将远古的遗物缀满全身,这时他们已亲身体会了祖先的梦想,接过来的与其说是一份遗产毋宁说是一个起点,然后上路登程,漂泊创造去了。而所谓“玩儿玩儿”呢?开始我以为是“游戏境界”的同义语,后来才知道它还有一个注脚:“别那么认真,太认真了会失望会痛苦。”他怕失望那么他本来在希望什么呢?显然不是希望一个如醉如痴的过程,因为这样的过程只能由认真来维系。显然他是太看重了目的,看重了而又达不到,于是倍感痛苦,如果又受不住痛苦呢?当然就害怕了认真,结果就“玩儿玩儿”算了。但好像又没有这么便宜的事,“玩儿玩儿”既是为了逃避痛苦,就说明痛苦一直在追得他乱跑。

既如此,又何以在不允许自由写作的地方和时期里自杀的事情会更多呢?原因似有三:一是思想专制就像传染性痴呆病,能使很多很多的人变得不会自由写作甚至不知道为什么要自由写作,他们认定生存的理由只有专制者给找来的那一个,倘不合适,则该死的是自己而绝不可能是那理由。二是,它又像自身免疫性疾病,自由的灵魂要抵抗专制,结果愤怒的抗体反杀了自己;或是明确地以死来抗议,或是不明确地让生命本能的愤而自杀来抗议。第三,它又像是不孕症和近亲交配造成的退化,先令少数先进分子的思想不能传播不能生育,然后怂恿劣种遗传。写到这儿又想起另外一个问题。我总认为“脱离时代精神”的罪名是加不到任何艺术流派头上的,因为艺术正是在精神迷茫时所开始的寻找,正是面对着现实的未知开始创造,没有谁能为它制定一个必须遵守的“时代精神”。它在寻找它在创造它才是艺术,它在哪个时代便是哪个时代的时代精神的一部分。而所谓“玩儿玩儿”呢?开始我以为是“游戏境界”的同义语,后来才知道它还有一个注脚:“别那么认真,太认真了会失望会痛苦。”他怕失望那么他本来在希望什么呢?显然不是希望一个如醉如痴的过程,因为这样的过程只能由认真来维系。显然他是太看重了目的,看重了而又达不到,于是倍感痛苦,如果又受不住痛苦呢?当然就害怕了认真,结果就“玩儿玩儿”算了。但好像又没有这么便宜的事,“玩儿玩儿”既是为了逃避痛苦,就说明痛苦一直在追得他乱跑。噢门门金沙游乐场至于写作是什么,我先以为那是一种职业,又以为它是一种光荣,再以为是一种信仰,现在则更相信写作是一种命运。并不是说命运不要我砌砖,要我码字,而是说无论人干什么人终于逃不开那个“惑”字,于是写作行为便发生。还有,我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这样说过:“写什么和怎么写都更像是宿命,与主义和流派无关。一旦早已存在于心中的那些没边没沿、混沌不清的声音要你写下它们,你就几乎没法去想‘应该怎么写和不应该怎么写’这样的问题了……一切都已是定局,你没写它时它已不可改变地都在那儿了,你所能做的只是聆听和跟随。你要是本事大,你就能听到的多一些,跟随的近一些,但不管你有多大本事,你与它们之间都是一个无限的距离。因此,所谓灵感、技巧、聪明和才智,毋宁都归于祈祷,像祈祷上帝给你一次机会(一条道路)那样。”

其余的时候我觉得那句话是胡说。它是“不想当元帅的士兵就不是好士兵”的套用,套用无罪,但元帅和诗人是截然不同的两回事(就像政治和艺术)。元帅面对的是人际的战争,他依仗超群的智力,还要有“一代天骄”式的自信甚至狂妄,他的目的很单纯——压倒一切胆敢与他为敌的人,因此元帅的天才在于向外的征战,而且这征战是以另一群人的屈服为限的。一个以这样的元帅为楷模的士兵,当然会是一个最有用的士兵。诗人呢?为了强调不如说诗人的天才出于绝望(他曾像所有的人一样向外界寻找过幸福天堂,但“过尽千帆皆不是”,于是诗人才有了存在的必要),他面对的是上帝布下的迷阵,他是在向外的征战屡遭失败之后靠内省去猜斯芬克斯的谜语的,以便人在天定的困境中得救。他天天都在问,人是什么?人到底是什么要到哪儿去?因为已经迷茫到了这种地步,他才开始写作。他不过是一个不甘就死的迷路者,他不过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为灵魂寻找归宿的流浪汉。他还有心思去想当什么大师吗?况且什么是大师呢?他能把我们救出到天堂吗?他能给我们一个没有苦难没有疑虑的世界吗?他能指挥命运如同韩信的用兵吗?他能他还写的什么作?他不能他还不是跟我们一样,凭哪条算做大师呢?不过绝境焉有新境?不有新境何为创造?他只有永远看到更深的困苦,他才总能比别人创造得更为精彩;他来不及想当大师,恶浪一直在他脑际咆哮他才最终求助于审美的力量,在艺术中实现人生。不过确实是有大师的,谁创造得更为精彩谁就是大师。有一天人们说他是大师了,他必争辩说我不是,这绝不是人界的谦恭,这仍是置身天界的困惑——他所见的人的困境比他能解决的问题多得多,他为自己创造的不足所忧扰所蒙蔽,不见大师。也有大师相信自己是大师的时候,那是在伟大的孤独中的忧愤的自信和自励,而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在拼死地突围,唱的是“我们是世界,我们是孩子”(没唱我们是大师)。你也许能成为大师也许成不了,不如走自己的路置大师于不顾。大师的席位为数极少,群起而争当之,倒怕是大师的毁灭之路。大师是自然呈现的,像一颗流星,想不想当它近乎一句废话。再说又怎么当法呢?遵照前任大师的路子去走?结果弄出来的常是抄袭或效颦之作。要不就突破前任大师的路子去走?可这下谁又知道那一定是通向大师之路呢?真正的大师是鬼使神差的探险家,他喜欢看看某一处被众人忘却的山顶上还有什么,他在没有记者追踪的黑夜里出发,天亮时,在山上,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多了一具无名的尸体。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显现一行大师的脚印。他还可能是个不幸的落水者,独自在狂涛里垂死挣扎,百分之九十九的可能是葬身鱼腹连一个为他送殡的人也没有,只有百分之一的机会他爬上一片新的大陆。还想当吗?还想当!那就不如把那句话改为:不想下地狱的诗人就不是好诗人。尽管如此,你还得把兴趣从“好诗人”转向“下地狱”,否则你的欢乐没有保障,因为下了地狱也未必就能写出好诗来。如果宗教精神丢失了,将怎样重建呢?这是个难题。它既是源于生命的热望,又怎么能用理智去重建呢(要是你笑不出来,我胳肢你你也是瞎笑,而我们要的是发自内心的真笑)?但解铃还需系铃人,先问问:它既是生命的热望,它又是怎么丢失了的呢?特异功能有什么启示呢?特异功能证明了精神(意念)也是能量存在的一种形态(而且可能是一种比物体更为“大量集中”的能量),因而它与物质也没有根本性的不同,也不过是能量“不同形态的显示而已”。这样,又怎么能说精神是第二性的东西呢?它像其他三维物体一样地自在着,并影响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单单它是第二性的呢?为什么以一座山、一台机器的形态存在着的能量是第一性的,而以精神形态存在着的能量是第二性的呢?事实上没有任何一种理论和主义是可以离开精神的——包括否定这一看法的理论和主义,我们从来就是在精神和三维物质之中(在多维之中),这即是一种场,而“场才是唯一的实在”。所以我们不必要求文学不要脱离生活,首先它无法脱离,其次它也在创造生活它就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且它完全有权创造一种非现实的梦样的生活(谁能否定幻想的价值呢?),它像其他形态的能量一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位置,同时它又与其他一切相互联系成为场。一个互相联系的场,一张互相连接的网,哪一点是第一性的呢?顺便想到一种会用纸笔却从不会自由写作的人,他们除了会发现大好形势外就再发现不了别的。他们不会自杀,他们的不会自杀不是因为找到了理由,而是不需要理由,随便给他个什么理由他也可以唱,就像鹦鹉。

在心魂的引诱下去写作,有一个问题:是引诱者是我呢,还是被引诱者是我?这大约恰恰证明了心魂和大脑是两回事——引诱者是我的心魂,被引诱者是我的大脑。心魂,你并不全都熟悉,它带着世界全部的消息,使生命之树常青,使崭新的语言生长,是所有的流派、理论、主义都想要接近却总遥遥不可接近的神明。任何时候,如果文学停滞或萎靡,诸多的原因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大脑离开了心魂,越离越远以至听不见它也看不见它,单剩下大脑自作聪明其实闭目塞听地操作。就像电脑前并没有人,电脑自己在花里胡哨地演示,虽然熟练。而所谓“玩儿玩儿”呢?开始我以为是“游戏境界”的同义语,后来才知道它还有一个注脚:“别那么认真,太认真了会失望会痛苦。”他怕失望那么他本来在希望什么呢?显然不是希望一个如醉如痴的过程,因为这样的过程只能由认真来维系。显然他是太看重了目的,看重了而又达不到,于是倍感痛苦,如果又受不住痛苦呢?当然就害怕了认真,结果就“玩儿玩儿”算了。但好像又没有这么便宜的事,“玩儿玩儿”既是为了逃避痛苦,就说明痛苦一直在追得他乱跑。一个人,写小说,无所谓写什么只要能发表他就写,只要写到能发表的程度他就开心极了。他写了一篇四万字的小说,编辑说您要是砍下一万五去咱们就发,他竟然豁达到把砍的权力也交给编辑,他说您看着砍吧编辑,就是砍去两万五也可以。然后他呢,他已摸清了发表的程度是什么程度,便轻车熟路已然又复制出若干篇可供编辑去砍的小说了。——这时候,也仅仅在这种时候,我觉得那句话是有道理的。母亲去得突然,且在中年。那时我坐在轮椅上正惶然不知要向哪儿去,妹妹还在读小学。父亲独自送母亲下了葬。巨大的灾难让我们在十年中都不敢提起她,甚至把墙上她的照片也收起来,总看着她和总让她看着我们,都受不了。才知道越大的悲痛越是无言:没有一句关于她的话是恰当的,没有一个关于她的字不是恐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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